谢富治
“文革”运动展开之际，林彪、江青等人策划并发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，谢富治亦全力以赴，投入其中。
01
1967年二月，谢富治参与了所谓“二月逆流”事件的策划，意图推翻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谭震林等资深革命先驱。
自2月8日起，周恩来同志于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，专题研讨“推动革命与促进生产”的相关议题，会议频率约为每两三天举行一次。
在2月11日的会上，叶剑英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。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：“军队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。若继续如此扰乱军队秩序，是否还打算依赖这支支柱？难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不称职了吗？难道要让蒯大富这样的人来领导军队？”
谢富治道：“军队非徐向前所有。”
16日，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同志，针对林彪、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等人对老干部进行诬陷与迫害、扰乱党纪军纪的罪行，展开了更为坚决的斗争。
这些资深同志的正义斗争，却遭到了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、谢富治等人的诬蔑，被恶意冠以“二月逆流”的罪名。
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，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，她说：“谢富治是惟一站在‘正确路线一边的人，很难得。”
这亦赢得了毛泽东的青睐，在毛泽东决定对陈毅、谭震林、徐向前三位同志实施“请假检讨”，并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公开批评之际，谢富治有幸成为与徐向前进行谈话的少数人选之一。
02
自2月25日起至3月18日，怀仁堂共举办了七场“政治生活批评会”。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、谢富治等人以“资产阶级复辟逆流”（后通称为“二月逆流”）之名，对谭震林、陈毅、徐向前等人发起了激烈的围攻与批判。
在“政治生活批评会”上，谢富治紧随张春桥之后发言，对老帅们指出：“若你们反对党和社会主义，实则走上反革命的复辟之路！”
对“二月逆流”的批判导致“四帅”、“三副（总理）”遭受重创，或被迫边缘化，或被彻底打倒，短短时间内竟有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倒台。
加之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、贺龙均已遭受打压，朱德、陈云亦被边缘化，刘伯承则因年迈体弱而难以履职，政治局委员中仅剩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五人，而政治局候补委员则仅剩谢富治一人。
随后，在毛泽东的批准下，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，执掌了中央政治局之位，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党派领导架构，这一机构被称为“中央文革碰头会”。
这个“中央文革碰头会”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。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，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，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，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。
毛泽东回应道：“成员暂不增加，但可时常参与文革小组的会议。”谢富治因此得以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正式成员。
这个“碰头会”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，即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，加上周恩来、谢富治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汪东兴、温玉成列席，共计12人。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。
03
1967年四月之初，军委扩大会议于京城隆重召开。谢富治亦列席了此次盛会。11日会议中，徐向前将军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一职，至今已近三个月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陈伯达率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。谢富治紧随其后，进一步升级论调，宣称：“徐向前的错误远非这些所能涵盖。”
徐向前辩称：“富治同志，我已经承认了错误的路线，您还有什么不满呢？难道您是要将我定性为叛徒或特务吗？”
1968年三月，林彪及其同伙密谋发动了所谓的“杨、余、傅事件”。在这场风波中，谢富治不幸沦为“受害者”。
3月24日晚，林彪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姚文元、谢富治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。
林彪在会上发言：“……近期，空军内部出现杨成武与余立金相互勾结，意图篡夺空军领导权，甚至图谋推翻吴法宪；此外，杨成武与傅崇碧亦有所勾结，目标是针对谢富治……”
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的诬陷之词，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“杨、余、傅事件”中的“受害者”。
当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，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及集中批判“二月逆流”。
谢富治批“二月逆流”不甘，称：
“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，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国，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，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。”
朱德同志自井冈山之始便对毛主席持有异议。谭震林同志、朱德同志以及陈毅同志曾联手将毛主席逐出军队。
陈毅同志曾担任朱德同志的参谋长。关于这些人的问题，应当进行批判性的分析。
谢富治率先对陈云同志发起攻击：“让我们回顾一下，在七千人大会上，主席曾三次要求陈云同志发表意见，而他则坚持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’的原则。然而，仅仅不到一个月后，他便提交了一份所谓的‘黑报告’，其中不仅反对了主席的指导，也对大跃进和总路线提出了质疑。”
“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，不知成什么样子。刘、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，朱德同志、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。‘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，还要为他们服务。”
谢富治在总结时指出，“陈云同志长期未曾参与工作，而刘少奇却突然提出成立经济小组，让陈云同志出面收拾残局，这显然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。陈云同志所从事的活动，无非是追求利润、贩卖花布、炒作肉片、销售高价商品。陈云同志历来对毛主席持有异议，即便在休养期间，也未曾做出有益之事。这些行为都亟待清算。”
谢富治言论使他被继续重用。
陈毅
04
1967年8月15日，在外事系统，一群造反派人士在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的策划与鼓动下，举行了针对陈毅同志的批判预备会议。
会前，外交系统内的一众人士于外交部门门前开展了静坐及绝食行动，旨在迫使陈毅被揭露，他们将其比作“安营扎寨”。周恩来曾多次指示谢富治前往劝导学生们离开，强调要以国家外交的整体利益为首要考量。
谢富治抵达现场，却激化事态，言辞激烈地表示：“你们的革命举动堪称英勇，我全力支持你们！”此举加剧了局势的紧张。
周恩来苦心婆心地劝说“造反派”不要打倒陈毅，要允许他改正错误。谢富治却操纵会议，公开挑动群众把陈毅搞臭。
周恩来质问谢富治。
“若是对陈毅同志进行污名化，那么谁将担任外交部长一职，难道是你谢富治吗？”
谢富治不予理睬。
在批判陈毅的当日，周恩来因公务外出先行离场，而谢富治则与陈毅并肩而坐。随着造反派们的口号声愈发激昂，有人甚至跃上讲台，企图抓住陈毅的衬衫，举手欲行殴打，然而谢富治却对此置若罔闻。
台下的驻外大使，归国未久，目睹此景，忍不住厉声质问谢富治：“谢富治，你为何不加以制止！谢富治，你为何不加以制止！”谢富治依旧装聋作哑。而动手之人，一时之间也呆若木鸡。
警卫人员迅速上前，将陈毅搀扶至后台。此时，大使愤然表示：“我们本为同袍战友，谢富治却实在有失体面！”
在杨、余、傅事件爆发之前，每逢造反派对陈毅进行批斗，周恩来总是亲自出席，并特意邀请傅崇碧一同参与。
某日，造反派于人民大会堂对陈毅进行批斗。陈毅向傅崇碧询道：“今日现场，还有何人莅临？”
傅崇碧答：“谢富治。”
陈毅幽默而又坦诚地表示：“今日本由我买单，咱们来一顿回锅肉，吃饱了肚子才能更好地接受批评。”
陈毅在邀请谢、傅二人共进晚餐时，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：“我陈毅，他们曾要求我进行自我批评，我便照做了。他们坚持让我发声，我便开口。我绝无反对毛主席之意。记得在红四军前委时期，党内斗争导致毛主席一度被排挤，当我得知此事后，深感不妥，便亲自将他迎回。那时的我确实犯有过错，头脑中残留着许多旧观念，但我始终坚定地拥护毛主席。”
傅崇碧感慨道：“你身上的新事物也不少，在军内外、在老干部群体中，你的威望颇高。然而，‘文革’让我也陷入了困惑。过去毛主席发起的运动，对干部的清查与批评都是有明确目的的。但如今，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压，我实在无法理解。”
彼时的谢富治虽默然一旁，未曾发声，然而后日，他却向江青举报，诬称傅崇碧与陈毅同行，对其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认知持有误解。
刘湘屏
05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谢富治的所作所为亦对妻子刘湘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刘湘屏，一位在战争岁月中锻炼成长的干部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于太行山区历经磨难，几度濒临生死边缘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她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，曾荣任国务院卫生部部长之职。
1967年8月19日，一场针对谭震林的批判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。周恩来因临时事务不得不暂时离场，在离开之际，他多次叮嘱与会人员务必保持文明，避免采取武力冲突。
周恩来刚步出舞台，刘湘屏便迅速登台，径直奔向谭震林。她曾在谭震林主管的农林部门工作，谭震林亦曾是她的资深领导。然而此刻，她情绪激动，声泪俱下地揭露谭震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所犯的镇压罪行，言辞激烈，充斥着污言秽语，并对事实进行歪曲捏造。
她的言辞愈发尖锐，言辞中“火药味”愈发浓厚，竟至挥动双臂，对谭震林连扇两记响亮的耳光。在她的煽动下，台下的几位魁梧男子跃上台面，将谭震林的双手扭住，施以“喷气式”的折磨，拳脚交加，肆意殴打，其中一人更是将谭震林踩于脚下。
谭震林
谭震林事后向知情者倾诉道：“这段经历，我将铭记终生，它是对我人格尊严的极大亵渎！”
在谭震林眼中，对于那些尚不谙世事的年轻后辈所犯的无心冒犯，他尚能宽恕；然而，对于刘湘屏这样历经革命岁月的战友，若是对其进行此类侮辱，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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